国家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近视防控最经济有效的策略是行为干预

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眼健康及国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虽然较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但儿童青少年用眼负担依然较重。

眼科专家表示，近视一旦发展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将会有致残致盲的风险。那么，有没有既经济又有效的防控策略？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视防控最经济、有效的策略就是行为干预。他和团队曾在安阳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给学生家长发送提醒信息进行用眼行为干预，一年后，接受干预的学生近视眼进展和发生率减少了近1/5。

“这种行为干预，一年仅需要花3~6块钱。所以，降低近视率重要的不在于矫正和后期的治疗，更关键的是前期的防控。”王宁利说，其中，防是指降低近视的发病率，控是指控度数，比如让600度、800度这些高度近视减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国家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亚太眼科学会主席 王宁利

他强调，近视防控是一整个链条，不同年龄段的防控重点有所差异，比如学龄前儿童要保护好远视储备；中小学阶段，老师要加强对父母都是近视眼的学生人群的管理，对阅读行为、学习行为等进行干预。

作为国家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王宁利一直心系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目前，他和团队正基于中华医学会在研究制定一套新的近视防控指南。“基于这样一个新的方案，我国未来的近视防控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王宁利说。

用眼行为干预要有强制性

《中国经营报》：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一直居高不下，在你看来，近视防控的难点在哪？

王宁利：现在近视防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它是个悖论，近视防控看似每个人都懂，每个人又都不懂，每个人都会防，每个人又都不会防。

我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每到寒暑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着孩子来看病，第一句话就是：医生，你能让我们的孩子不近视，或者近视眼再变成正常的眼睛吗？我就问他们：你们舍得把孩子送到内蒙古草原，和牧民一起生活放牛放羊吗？

其实近视就是个行为结果，只要天天围绕着近的东西，看近的事物，那么你的基因就会满足你看近的事物。简单说，近视防控少看近的事物就可以了。但很多家长做不到，宁可让孩子近视，也要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想着戴个眼镜就行了，大不了做个手术。但家长们不知道近视眼尤其是高度近视的风险有多大。

实际上，近视眼激光手术（即角膜屈光手术）根本上还是一种矫正方法，并非治疗性手术，相当于在角膜上戴一个眼镜，无法改变眼底结构损害和退行性病变。

目前，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学生都是近视，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素质、国防安全、特种职业等方面都会带来影响，所以，近视防控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青少年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行动”，那么是否将近视防控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中？学生应不应该爱护自己的眼睛？其实，近视防控、和近视眼的斗争就是一场博弈。

所以，对医生、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难的就是要解决既要读好书，又不近视的问题，我们团队刚研发的近视眼防控仪器，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中国经营报》：这两年教育部门一直在推进“双减”工作，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行为干预的效果如何？有没有最经济又见效快的防控策略？

王宁利：“双减”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如果能落实，那么近视防控的目标都能达到。但如果学校减负后，家庭增负，近视防控效果也会打折扣。所以，用眼行为干预要有强制性。

最近，我们在安阳做了一项研究，把孩子分为两组：第一组，研究者给孩子家长定期发送短信或微信，了解孩子的精神状态、户外活动时间、上体育课的情况等，把增加户外运动的护眼提醒信息发送给家长；另外一组，相当于“放任自流”，不做任何干预。结果一年下来，第一组孩子的近视眼进展和发生率减少了近1/5。

因此，近视防控花最少钱、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行为干预，这种行为干预，一年仅需要花3~6块钱，远远低于周边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OK镜等成千上万元的费用。所以，降低近视率重要的不在于矫正和后期的治疗，更关键的是前期的防控。

其中，防，是指降低近视的发病率；控，是指控度数，比如让600度、800度这些高度近视减少。

近视防控是一整个链条

《中国经营报》：近视防控有哪些指标？不同年龄段的防控重点是什么？

王宁利：近视眼防控主要有几个指标，第一个是不患近视；第二个是得了近视后，不要加深成为高度近视；第三个是成了高度近视后，不要发生并发症；第四个是有了并发症，眼睛不要失明致残。所以，近视防控是一整个链条。

在幼儿园阶段，幼儿园的孩子都是远视眼，它是一种保护的储备，所以，远视储备是对幼儿园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个监控指标，不要过早地透支了。因此，幼儿园最好的防护方法就是增加户外活动。

一般孩子到6岁左右，在正常视力发育的基础上，应该还有150~200度的远视。如果到了小学一年级，孩子的眼睛是正视眼，也不近视，也不远视，左右眼视力是1.0，那么这个孩子在小学阶段发生近视的概率一般为90%。

小学和中学阶段，老师对父母都是近视眼的人群要很好地管理起来，因为这些人患高度近视、近视后迅速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对他们要特别强调对阅读行为、学习行为进行行为干预，这最重要，而且在学校里要把近视眼的防控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融为一体。

大家会发现，小胖墩里面近视眼多，皮肤白白的这种“小豆芽”近视眼也多，近视需要和脊柱侧弯、龋齿等全部结合在一起防控，要通过综合户外活动、体育运动来减少近距离阅读的压力，减少课堂静坐的时间，身体好了，眼睛也好了，这叫强身健体防近视。我们提倡的是近视的综合防控，不能孤立地从眼科单一方向抓近视防控。

到了高考阶段，近视度数加深、新患近视的比例增高，高考制度不改革，高考冲刺阶段的用眼负荷就没办法减少，所以要改革考试制度，比如增加日常成绩的比重、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

《中国经营报》：2018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近视防控，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从2018年的53.6%降至2020年的52.7%。你如何评价这一防控成果？

王宁利：2018年8月，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从2018年的53.6%下降到2020年的52.7%，两年降低了0.9个百分点，与国家制定的《实施方案》的目标差了0.1个百分点。其实按照道理来说，中国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但刚好赶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期间的居家学习导致各地的近视率又反弹了，我们也有这方面数据。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两年我们还能取得下降0.9个百分点的成果，实属来之不易。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只要坚持下去，近视防控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中国经营报》：在国家防控策略方面，你正在做哪些工作？

王宁利：在近视防控方面，我们也在研究，哪一种策略最经济、最有效、最能够实现。我们要研究出一个最有效的适宜技术，在更多的方法中优中选优，把它变成近视防控政策指南。

但是一个方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同年龄段的问题不同，所以干预措施也就不同。我们正在制定一套新的防控指南，或者叫技术支撑。这是我们基于中华预防医学会来做的一项工作，基于这样一个新的方案，我国未来的近视防控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